某某与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某某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24）鄂01民终146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男，196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湖北弘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北京市鑫诺（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某某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襄阳市。 法定代表人：***，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湖北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武汉某某中心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湖北大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湖北弘愿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某某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武汉某某中心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中心城公司）、原审被告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某己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鄂0192民初564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4年8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本院决定对本案不开庭审理，并告知了双方当事人。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驳回某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依法判令本案的一、二审诉讼费均由某丁公司、某甲公司、某乙中心城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一、一审法院未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未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本案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心城公司为发包方，某甲公司为总承包方，某甲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案外人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盈某己公司在与某乙公司签订《设备、机具租赁合同》后，将涉案神墩三路市政改造工程的钢板桩打拔施工作业分包给某丁公司。本案诉争的根本原因是中心城公司违约拖欠工程款，导致某甲公司因此拖延下层分包方的工程款，而盈某己公司因未收到某乙公司本应支付的工程款而导致未能支付某丁公司工程款，因某丙中心城公司否认总承包方某甲公司有分包权，某甲公司答辩认为分包的为非主体工程部分，若认定某甲公司存在转包或违法分包的情形，则某甲公司、中心城公司均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付款责任。某丁公司为本案涉案工程神墩三路工程钢板桩打拔施工作业的实际施工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三人，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据此可知，如果发包人存在欠付承包人工程款的情况，进而导致承包人不能够支付实际施工人包括农民工工资在内的工程款的，上述司法解释有条件地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规定了发包人应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二、一审法院未查明涉案工程分包情况，确认的欠付工程款数额事实认定不清，判决***和盈某己公司在工程未竣工、未验收也未实际投入使用时即向某丁公司支付全部工程款，是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驳回了某丁公司追加某乙公司为本案被告的申请，也未查明工程施工、分包情况，更不顾涉案工程仅仅完成少部分工程即因发包方拖欠工程款而停工的事实，仅仅因为合同名称为机器租用或租赁，没有结合某乙公司与盈某己公司合同中列明的螺旋引孔费用、拔桩打入和拨出费用等施工作业约定，以及某丁公司提交的工程结算清单上列明的施工费、引空费、钢板桩及钢支撑进场运费及吊费、打桩机进出场拖车费等施工作业等约定，没有审核合同本质和实际施工情况，就认定本案不存在分包事实，是事实认定不清。某丁公司提供的6页工程结算单上均没有盈某己公司的盖章，仅有四张有***的签字，且6页结算单金额与《工程付款承诺函》金额并不一致。三、一审法院忽视本案分包事实，认定《工程付款承诺函》有效，并据此判决***支付全部工程款和逾期利息、律师费，是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明显有失公平。基于前述事实，某丁公司与盈某己公司的工程分包存在违法分包的情形，违法分包依法应认定为无效，因此，作为对该分包工程付款的担保函《工程付款承诺函》，因主合同无效，作为附属合同的承诺函也应认定为无效，且该承诺函本身也存在无效的情形。首先，《工程付款承诺函》落款承诺人处虽有***的签名，但没有盈某己公司的盖章，且在该承诺函落款的发包人法定代表人处，也没有***的签名，因此，应当认定盈某己公司并没有与某丁公司签订此承诺函，该承诺函里关于工程款付款时间，逾期支付利息、律师费承担等相关约定对盈某己公司无约束力。此承诺函的本质是为达成工程款按期支付的效果，***作为盈某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个人自身与某丁公司无任何业务往来，涉案的工程欠款与***个人毫无关系。一审法院既然判决认定此承诺函对盈某己公司有效，其判决逻辑无非是认为***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签订的合同构成表见代理，又判决***对此高额工程款项负有偿还义务，基于权利义务的对等原则和公平原则，***无任何获利行为而需要承担此巨大的金钱给付债务，显然有失公允。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违法分包的实际施工人要求支付工程款的，需提供证据证明其完成的施工符合总包合同质量要求的约定，即必须进行工程验收并合格，方能比照合法施工人要求支付工程款。本案中，涉案工程并未竣工，且已经停工，没有验收，也未实际投入使用，某丁公司即便作为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在此时也无权要求支付工程款。最后，即便《工程付款承诺函》被认定有效，其中关于律师费承担的约定并未约定具体金额。而本案中，某丁公司与代理人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关于律师费金额为233445.8元的约定很明显远高于市场行情，比一审法院诉讼费高出近10倍。一审法院完全不审查律师费支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比如案件难易程度、开庭次数（本案只开庭一次）等因素。既没有对本案其他多方被告人律师费做对比，也没有要求某丁公司提供行业收费标准、代理人律所收费章程，未对不合理的超高额律师费做适当调低，在某丁公司仅提供了10万元付款回单，且付款人不是某丁公司而是身份不明的案外人***的情况下，并没有审核支付的关联性，没有查清律师费实际是否支付了部分，也没有合理调低律师费金额，而是直接判决全部律师费233445.8元，是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有失公平。且我方认为对某丁公司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该公司已完成的部分工程并未单独验收，也未投入使用，根据法律规定和行业习惯，均未成就付款条件。既然盈某己公司此时还不具有向某丁公司付款的法定义务，***更不负有此责任。综上，请求发回重审或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 某丁公司辩称，认可一审判决的事实及法律适用，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甲公司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乙中心城公司辩称，1．某乙中心城公司与某丁公司没有合同关系，我司对某丁公司没有付款义务。2．某丁公司属于多层违法转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其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向某乙中心城公司主张付款责任，***要求某乙中心城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某丁公司承担付款责任没有任何依据。某乙中心城公司是否欠付某甲公司工程款项及欠付金额，不属于一审法院的查明事实范围。3．目前该项目没有办理最终的结算，某乙中心城公司欠付某甲公司的工程款金额是无法确定的。4．***主张适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已经于2021年1月1日被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废止，***依据该司法解释主张权利，法律适用错误。 盈某己公司辩称，支持***的上诉请求，盈某己公司是由于某乙中心城公司和某甲公司未按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导致拖欠某丁公司工程款，盈某己公司对拖欠支付并没有主观恶意，而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且盈某己公司并未在工程款付款承诺函上盖章，因此该承诺函上约定的关于支付利息及承担诉讼费、律师费的惩罚性约定，不应适用。某丁公司的律师费，代理方案为半风险代理，其已经支付的10万元是由身份不明的案外人支付的，一审法院未审核支付款项的关联性，且该律师费金额也明显高于市场行情，一审法院未审查律师费约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系事实审查不清。 某丁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某甲公司、盈某己公司、***向某丁公司支付工程款2334458.52元；2．某甲公司、盈某己公司、***向某丁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686.23元，以欠付工程款2334458.52元为基数，自2024年3月31日起计算至2024年4月7日所得，并继续计算至实际结清欠付工程款之日止；3．判令某乙中心城公司在其欠付某甲公司工程款的范围之内承担连带付款责任；4．判令某甲公司、某乙中心城公司、盈某己公司、***向某丁公司支付233445.8元律师费。5．本案受理费、公告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公证费等均由某甲公司、某乙中心城公司、盈某己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某乙中心城公司是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神墩三路提升改造工程的建设单位，某甲公司是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 2022年9月20日，某甲公司和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机械租赁合同，约定某甲公司向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租赁螺旋钻机、旋挖钻机、拉森钢板桩打桩机、高压水泥旋喷桩机、钢板桩等，该费用包含税费、操作人员工资等。 2023年1月20日，盈某己公司向武汉某某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付款270041.9元，某丁公司认可系支付本案款项。 2023年9月18日，项目资料员***、盈某己公司法定代表人***在钢板桩施工结算单签字，确认以下结算金额：1．2022年8月12日至2023年6月30日期间结算价1890515.9元，2．2023年7月1日至2023年7月31日期间结算价152011.06元，3．2023年8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期间结算价368248.33元。2023年11月16日，***在钢板桩施工结算单签字，确认以下结算金额：1．2023年9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期间结算价71938.21元；2．2023年10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期间结算价57861.08元。 其后，某丁公司和***在微信中对账，确认2023年11月1日至2023年11月30日期间结算价40180.07元（但有3174元***称单子上没有），2023年12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结算价17536.58元，2024年1月1日至2月29日期间结算价4093.97元，2024年3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结算价2115.22元。以上合计2604500.42元，剔除3174元后金额为2601326.42元。 2024年2月18日，发包方盈某己公司、承诺人***向某丁公司出具工程款付款承诺函，称发包方应付某丁公司钢板桩打拔施工工程款2602401元，已付270041.9元，下欠2332359.1元，发包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现承诺按如下方式支付欠款：2024年3月31日前付清总工程款的50%，2025年1月28日之前支付总工程款的70%，2026年1月28日前结清剩余的780720.3元。若未按期足额支付，某丁公司有权要求发包人及承诺人一次性支付剩余欠款，并以剩余欠款为基准，按照年化百分之六利率标准自发包人最后一次付款之日起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某丁公司由此产生的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等由发包人及承诺人承担，承诺人作为发包人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对上述欠款承担连带付款责任。***在该承诺函头部承诺人处按手印，在承诺函下方发包人盈某己公司处按手印，在下方承诺人处签名并按手印。 2024年4月30日，某丁公司和北京市鑫诺（武汉）律师事务所签订民事代理合同，约定本案委托该所代理，代理费为诉讼金额的10%即233445.8元，第一期为10万元，第一次开庭后七日内支付，剩余133445.8元，在获得执行回款到账后一次性支付。2024年6月13日，某丁公司支付了第一笔10万元律师费。 一审诉讼中，盈某己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供一份其作为出租方，和承租方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设备、机具租赁合同，约定租用设备包括陕重汽Ｘ3000、6米螺旋引孔、9米螺旋引孔、9米旋挖引孔、12米旋挖引孔、拉森钢板桩打入和拔出、宏工装载机、大挖掘机、神钢挖机、小挖掘机、摊铺机、吊车、压路机等设备，某丁公司向一审法院申请追加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 一审诉讼中，***申请鉴定承诺函上签名是否为其所签，某丁公司称系在某某店当某丁公司的面签署，并当庭提供其支付打印费的凭证和***的身份证放在承诺函下方的照片，一审法院未准许***的鉴定申请。 一审诉讼中，某丁公司称***系挂靠某甲公司施工，但未提供证据证明。 一审法院认为，盈某己公司将钢板桩施工发包给某丁公司，双方签署了结算单，部分结算单由盈某己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确认，部分仅由项目资料员签字或通过微信对账，其后盈某己公司、***向某丁公司出具承诺函，确认了结算金额2602401元，该金额与某丁公司和项目资料员、***前期签署和对账的结算单金额基本一致，应当认为某丁公司和盈某己公司已完成了结算，盈某己公司、***应按照约定向某丁公司付款，盈某己公司、***未按约定付款，应承担违约责任。故某丁公司主张盈某己公司、***向某丁公司支付工程款2332359.1元和自2024年3月31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某丁公司还主张盈某己公司、***支付律师费233445.8元，符合承诺函约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某丁公司还主张某甲公司、某乙中心城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某丁公司还要求追加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参加诉讼，一审法院不予准许，理由如下：某甲公司从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租赁设备，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又从盈某己公司处租赁设备，均签订设备租赁合同，本案并无证据证明实质属于违法转包或分包合同关系，即使属于违法转包或分包，某丁公司亦属于多次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无权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发包人某乙中心城公司主张责任，亦无法律依据向某甲公司、湖北某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权利。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判决：一、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332359.1元；二、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32359.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从2024年3月3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三、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233445.8元；四、驳回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27365元，由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负担7365元，由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0000元。 二审中，***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某甲公司出具的停工说明一份，拟证明：案涉工程是由于某乙中心城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按施工进度支付工程款导致下游分包单位即盈某己公司未收到工程款从而拖欠某丁公司的工程款。对于拖欠工程款，盈某己公司并无主观恶意，且该工程在2024年2月已全线停工，工程并未竣工，对某丁公司已完工的部分工程也未单独验收合格。根据法律规定，尚未达到向某丁公司支付工程款的条件。经质证，某丁公司认为，真实性无法核实，工程确实是停工状态，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我公司是做钢板桩打拔施工的，钢板桩在拔出之后就施工完毕。我公司作为施工方，盈某己公司答应相应的付款时间，现付款时间已经满足，因此***应当向我方支付相应的工程款。某甲公司认为，真实性待核实，项目的确还处于停工状态，是因为业主没有向我们付款。另外工程上已经完成的产值金额我们不能确定，因为也没有审计，也没有鉴定。该证明无论真实与否，与本案的审判没有关联性，不影响本案的审判。某乙中心城公司认为，三性及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中心城公司也从未收到相应的停工说明，也从来没有准许某甲公司停工。该说明系某甲公司的项目经理部单方出具的，且内容与实际不符。根据目前我们的跟审单位出具的审计报告，目前已审定的产值是3900万元，完成的比例大概为30%，该情况说明中的内容与实际不符，而且某甲公司是无权单方提供的，某乙中心城公司与某甲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因发包人资金困难发生停工事件，现该停工说明明显与实际不符，不予认可。盈某己公司认为，认同该证据的证明目的。 某丁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情况说明一份，拟证明：我方委托他人代付的款项是我司的真实意思表示。经质证，***认为，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为一审判决以后某丁公司与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事后补充的情况说明，真实性存疑。某甲公司认为，我们不是该情况说明的当事人，由法院依法核实。某乙中心城公司认为，我们未参与相关的情况，对该情况不清楚。而且该律师费不属于某乙中心城公司要支付给某甲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要求我们承担责任没有依据，不予认可。盈某己公司认为，同***的质证意见。 本院认为，***、某丁公司提交的上述证据均不影响本案的实体处理，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一审认定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针对***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本院评议如下： 关于案涉工程款付款承诺函的效力问题。本院认为，该承诺函的性质属于结算条款，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终止，不影响合同中结算和清理条款的效力。”盈某己公司与某丁公司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无效，并不影响案涉工程款付款承诺函的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某丁公司有权依据付款承诺函主张工程款及利息。 关于盈某己公司及***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案涉工程款付款承诺函载明“发包方盈某己公司、承诺人***”，“发包人及其法定代表人现承诺”，由此可见，***系同时以盈某己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及承诺人的身份签署该承诺函。一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因此，盈某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签订的该承诺函，法律后果归属于盈某己公司。虽然该承诺函未加盖盈某己公司的公章，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合同系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但是仅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签名或者按指印而未加盖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印章，相对人能够证明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工作人员在订立合同时未超越权限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但是，当事人约定以加盖印章作为合同成立条件的除外。”案涉承诺函并未约定加盖印章作为合同成立条件，且***系盈某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某戊公司签订付款承诺函并未超越权限。综上，盈某己公司应按照付款承诺函的约定向某丁公司承担支付工程款的责任。另一方面，***个人亦作为承诺人对工程款的支付作出承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五十二条：“第三人与债务人约定加入债务并通知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向债权人表示愿意加入债务，债权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明确拒绝的，债权人可以请求第三人在其愿意承担的债务范围内和债务人承担连带债务。”之规定，***的行为系债务加入，某丁公司并未拒绝，故***应按照约定承担付款责任。***上诉主张付款条件未成就与承诺函载明的内容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某甲公司、中心城公司是否应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其一，某丁公司与某甲公司、中心城公司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某丁公司无法依据合同相对性向某甲公司、中心城公司主张权利。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四十三条并未规定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可以向发包人主张权利。某丁公司属于多层转包和违法分包关系中的实际施工人，***上诉主张某甲公司、中心城公司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律师费。本院经查，一审庭后，某丁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中国某某银行转账汇款回单，显示案外人***于2024年6月13日向北京市鑫诺（武汉）律师事务所付款10万元，附言：恒兴红诉***等案律师费。***、盈某己公司对此发表书面质证意见认为，对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均有异议。仅有部分费用支付记录而没有相关发票，有过账之嫌，律师费约定明显过高，且大部分并未实际发生，并认为由其承担律师费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认为，该付款记录与某丁公司签订的民事代理合同所约定的第一期代理费金额、支付时间均能一一对应，且附言亦载明系恒兴红诉***等案律师费。一审法院对该证据予以采信，认定某丁公司支付了第一笔10万元律师费，该费用根据承诺函的约定应由盈某己公司、***承担并无不当。对于剩余的律师费133445.8元，该费用并未实际发生，且案涉承诺函并未明确约定律师费的具体金额，结合本案标的金额及案情，本院酌情支持律师费10万元，对超过部分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十一条第二款、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五十二条、第五百六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鄂0192民初564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一、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支付2332359.1元；二、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2332359.1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标准，从2024年3月3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 二、撤销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鄂0192民初564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 三、变更湖北省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2024）鄂0192民初5643号民事判决第三项为：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100000元； 四、驳回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7365元，由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负担8788元，由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857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326元，由武汉某某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423元，由武汉某某建筑有限公司、***共同负担25903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本判决书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并可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七日 法官助理*** 书记员***